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两者将显著回落，但仍可能维持历史高位。

由于利用在线价格数据计算的通货膨胀指数可以避免传统调查所具有的种种弊端，因此通过该方法构建的通货膨胀指数往往更接近通胀的真实水平。面临问题 虽然近几年将大数据应用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快速兴起，但大数据计量经济分析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施耐德（Matthew J. Schneider）等人利用词袋模型（Bag-of-Words）对用户评论文本进行自动处理，并基于Amazon网站的用户评论对笔记本电脑一周后的销售情况进行了预测，经检验发现预测结果比没有考虑用户评论时的模型更加准确。因此，对大数据计量经济学研究进行系统性总结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科技水平不断进步。一方面，高维大数据容易使变量间产生相关性。大数据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随着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各种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数据呈爆炸性增长。张毓隆（Alain Yee Loong Chong）等人为研究在线促销和在线评论两个变量是否可以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比较两个变量的预测效果有何差异，基于Amazon网站的数据，建立了产品销量、折扣、免运费，以及用户好评、差评等变量间的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发现上述变量均能预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用户评论的预测效果最优。本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封城、封小区等防控措施确实放缓了复工的进度，增加了就业状况恶化的可能性。

比较来看，各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强度存在两种极端的情形：一边是不惜代价的严防严控，如中国、意大利;另一边是不愿意采取严格的疾病预防措施，甚至明确宣布将会诉诸群体免疫，比如美国、瑞典。分地区来看(图2一C)，上海、深圳和广州，复工趋势与总体趋势相符，北京疫情防控措施更为严格，复工进度明显滞后于其他一线城市。本文关注疫情期间个体劳动力的福利状况变化，利用该数据分析了以下三个问题:(1)2020年疫情暴发期间，中国劳动力市场遭到的冲击及恢复的过程，以及其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不同类型劳动力群体间的差异;(2)疫情防控措施对从业人员复工进度的因果影响;(3)从业人员的就业不足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的冲击，以及该影响是否在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武汉在2020年1月23日封城后，所有省份迅速启动了一级响应。

这些差异也引发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公众以及学者的激烈讨论。研究团队从该平台上的10万以上活跃微信用户中筛选出符合研究条件的被访者并进行追踪调查。

分行业来看(图2一B)，本文主要关注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复工情况，其中教育住宿和餐饮业和批发和零售业是复工率最低的三个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图片 【注释与参考文献部分略】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OECD预测202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率会达到两位数，将是第一季度失业率(5. 3 %)的两倍以上(OECD,2020)。

从全国整体复工趋势来看(图2-A)，从2020年2月初到6月中旬，复工率持续上升。相比之下，中国的防控措施不仅有速战速决的特色，而且防控效果是最好的，在其他国家陆续出现疫情二次反弹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疫情防控效果，这为中国发展经济、恢复就业创造了窗口期。分户口类型来看(图2-D)，占从业人员调查样本20%的农民工群体的复工率，要显著低于当地劳动力，疫情期间由于封城和全国大范围的流动限制，农民工的返城复工之路更为艰辛，直到6月中旬，其复工率也比当地劳动力低近5个百分点。同时，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中国的防控措施等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整体升级(见图1所示)，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9月底才有所放松。

首先，两个变量的加人并没有改变工作状态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与第(1)列相比没有显著变化)。以上文献探讨了各国在封城背景下个体从业者遭受的就业冲击和心理健康损失。

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疫情防控，疫情因此得到迅速控制。在疫情期，当从业者的就业、收人和心理健康面临短期冲击的情况下，建议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和部门进行短期帮扶，并推动为受损企业减负的政策，减少企业被动裁员的可能性。

这可能说明不同时间点上失业者对再就业的信心存在差异，到2020年11月底失业者对未来有了较好的预期，其心态也相对2020年3月份的失业者有了明显的改善。利用该平台上随机抽取的10万以上微信用户，随机选取了5600多名2019年11月处于就业状态的从业人员，从3月初开始到11月底持续对其进行追踪研究。考虑到防控措施的经济成本，在疫情常态化的前提下，防控力度的把控程度是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难题。到2月底，全国最终有246个城市采取了小区封闭措施，限制市内居民的流动。现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下降，特别是女性、移民、非正规就业和年轻劳动力更可能在就业和心理层面受到疫情的重创。大量的研究也佐证了中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收益(Qiu et al., 2020 ; Fang et al., 2020 ; Tian et al., 2020 ;Chinazzi et a1.,2020;Lai et al., 2020;Hsiang et al., 2020;Chen et al., 2020;He et a1.,2020;Qi et al.,2020)。

上海也因其特殊的地位而采取了相对严格的防控措施。其累计确诊人数在防控措施执行30天内达到了8万后便稳定下来，不再明显增长。

以上的研究和数据只反映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就业冲击，随着此后疫情防控的效果逐渐凸显，这一短期的就业冲击是否能尽快恢复?不同就业群体在疫情冲击下受到的影响有何不同?此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缺乏系统的讨论。等级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分为一、二、三和四级。

Wang et al. (2020)在一次针对中国居民的网络调查中发现，封城期间中国居民总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以及压力感均显著上升，且女性与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2月3日春节假期结束时复工率只有15%，截至6月巧日复工率达到84%;在3月初和4月初两个时点，都能看到复工率有明显的提升。

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V"型特征，即尽管劳动力市场在2月初的复工率曾低至12%，但随着3月后疫情防控的有利开展，劳动力市场活力平稳恢复。基期调查于2020年3月初进行，研究团队随机抽取了从业人员样本并进行问卷投放，最终调查回收率为56. 8%，共得到样本观测值5866个，其中有效样本观测值5674个。本文强调采取快速高效的公共卫生对策，早日结束新冠危机确实是恢复经济、确保民众健康的治本之选;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要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考量经济成本，尤其要关照弱势群体，将防控措施对经济和民生的冲击降到最小。其次，为了分析不同时点的就业状态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差异，我们在第(3)列和第(6)列中都加人了第二期和第三期调查时间点虚拟变量与失业和未复工/休假的交互项。

调查信息覆盖了从2019年底到疫情暴发期，再到经济复苏的全阶段，可以全面地分析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冲击。可见，从业者从2019年底到2020年10月的收人变化也呈现出V"型，即触底后反弹的特征

通常解决正外部性的办法是给予补贴，但是必须要假定有一个人——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学术界大佬或者编辑——是知道外部性的大小的，或者至少大致的知道。提一堆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意见，you can you up。

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里，有些早期关于双轨制的研究，亦当属此类。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有一些解释的角度并没有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但是对理解中国经济极其重要。

我曾经举例过，同样是研究教育，是研究美国黑人教育所受到的歧视，还是研究中国留守儿童的教育如何改进？这完全是价值观问题。地方政府说，外地人口来工作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孩子不要到这里来读书，我甚至可以帮你出钱，在老家开学校。重要性的第二个特点是一般性。至于未来怎么办？指望整个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发生变化，我觉得遥遥无期。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各类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特别是，在学院里要去评价青年人是否可能晋升，也许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青年人做的研究，是不是足够重要？如果是的话，不妨为他加个鸡腿。如果你是个杂志的审稿人，在审稿的时候，对于重要的文章，在提出意见的时候，不妨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同时想一想，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也许可以让已经做到当下最好的重要文章先发表出来，迈出那从0到1的关键一步。

第四个重要性的标准，是对现实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或者研究对象本身就对经济现在和未来的运行非常重要。而是说，一项研究所采取的视角可以被很多相关（甚至不直接相关）的领域所采用，成为新的视角。

仍然以留守儿童问题为例。举例来说，李实老师团队关于收入差距的一系列研究属于这一类。